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不久燃烧到上海，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复旦大学所在地江湾，为日军在吴淞登陆后首先侵犯的要冲。9月16日，日军从本土调来的海军陆战队在虬江码头登陆后一路向西，沿上海市政府、江湾跑马厅向天通庵路进攻，在与虹口公园对面陆战队司令部的日军汇合后，对中国军队造成夹击之势。
国遭浩劫，大学亦势难独存。此后，复旦大学在辗转办学与抗战救国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校史记载，1938年因抗战爆发，学校师生辗转5000余里，从上海迁入重庆，在北碚夏坝东边的黄桷镇艰难复校。“夏坝”原名“下坝”。学校迁至重庆后，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的陈望道先生以“华夏”的“夏”重新命字，以表达复旦师生的满腔爱国之情。
同仇敌忾走在抗战最前列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师生就一直走在反日抗战的最前列。1936年3月25日，军警与复旦学生在江湾校园内直接冲突，酿成“三二五事件”，引发国民政府不满，一度想关闭复旦。该事件后，复旦大学不得不进行改组，担任23年复旦校长的李登辉被逼卸任，改由银行家钱新之（钱永铭）任代理校长，吴南轩任副校长（实际主持校务），章益任教务长，殷以文任总务长。
其实，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复旦老校长马相伯就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当时他已90余岁高龄。平日惜墨如金的马相伯，还在街头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他的一只脚有伤病，站立需两人搀扶，最后将所得10万块钱捐给抗日将士。1939年马相伯百岁诞辰，国内外贺电如潮，中共中央誉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复旦大学的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自发组建义勇军，“计得三大队……都千三百余人”，在校内刻苦训练。1932年寒假期间，义勇军特务连某排学生在军训教官郭坚的带领下前往大场地区，在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麾下开展实地训练，并参与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觉壮志得伸，转以苦为乐”，道尽彼时复旦人矢志报国的激昂情怀。
复旦化学系的师生在研制炸弹。（资料图）
复旦大学1933级商学院会计系校友梁添成每每目睹日机的狂轰滥炸，都难抑制心中悲愤，毕业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并于1935年春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后加入空军第四大队，屡建战功。1939年6月11日，空军第四大队奉命升空拦截欲偷袭重庆之日军机群，激战中，梁添成的座机不幸中弹起火，坠毁于涪陵丛山，殉国时年仅26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在2000年与复旦大学合并）细菌学系任教的汤飞凡临危受命，到长沙主持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工作。此时，战地创伤感染正随时夺走万千将士们的生命，但是青霉素的制作工艺在国际上一直高度保密。1941年，汤飞凡带领着团队开始试制青霉素，功夫不负有心人，1944年，第一批青霉素终于宣告制成，并获海外认可。中国成为了率先制成青霉素的七个国家之一。
“夏坝的延安”团结一批进步师生
自1938年至1946年，复旦大学在北碚度过了八年。
从彼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转到内地北碚乡镇办学，并且是战时办学，复旦的校园生活、校风和学风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院系设置上，入川前，复旦设有文理法商4个学院16个系；到北碚后，根据需要逐步新设若干院系。考虑到史地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史地研究与抗战救国关系尤为密切，因此文学院增设了史地学系，先后延聘顾颉刚、周谷城、方豪、邓广铭、任美锷等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战争需要统计人才，商学院增设了统计学系，先后延聘李蕃、薛仲三等统计学家加盟，并将统计学科列为专系，为国内大学首创。
抗战期间，北碚也成为后方文化中心区，包括钱崇澍、曲仲湘、童第周、伍献文、张孟闻等多位知名学者，也都来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在此兼职或担任教职。
1940年，陈望道辗转从香港来到北碚的复旦大学。他于1942年出任新闻系主任，并在1945年筹建了一座新闻馆。从此，新闻系的学生每天都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陈望道创建的新闻馆，成为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也正因此，蒋介石于1945年致函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其对复旦大学收听延安的广播“要严加防范，并防制”。
因为陈望道，复旦校园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团结了一批民主教授和进步同学。1945年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向周恩来提交的工作汇报中，复旦大学被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在此期间，知名法学专家梅汝璈也来到复旦大学担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1946年1月他参加东京审判前给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所写的请教条，至今还保存在校史馆中。
梅汝璈请假的信件。（资料图）
1942年，复旦大学理学院也从原来的只有化学、生物学、土木工程三系，新设了数理系，延聘陈传璋、李仲珩等数学家。为了解决严峻的粮食问题，1938年10月，复旦聘请原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院长李亮恭筹建垦殖专修科，这是复旦历史上农艺系，也是农学院的前身。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钱崇澍于1942年秋到复旦生物系任教，同时兼任农学院院长，他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采集植物标本。此外，胚胎学家童第周主讲细胞遗传学等课程，神经生理学家卢于道主讲动物生理学、动物胚胎学等课程，海洋生物学家薛芬还开设了水产动物学、水生动物学实验等课程。
在重庆期间，学校并未放松对学生学业的要求，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为学生开设各类讲座和课程，希望学生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
学校“据点”以复旦为最好最典型
抗战时期，北碚的复旦大学是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
1937年，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孙寒冰就带领进步师生创办了《文摘》月刊，这也是我国首本文摘式刊物。当年8月出版的《文摘》二卷二期首次翻译并刊登了《毛泽东自传》。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北碚，孙寒冰等七名复旦师生不幸殉难。
1941年11月，由邹荻帆、姚奔、曾卓、冯白鲁、绿原等创办的《诗垦地》出版，内容以复旦学生自己创作的进步作品为主，还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冯白鲁处理的、周恩来从延安带至重庆的解放区诗人的作品。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开始在复旦建立“据点”组织。“据点”组织无名称、无章程、不定型，既不是党内组织，也不是定型的群众组织，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个别党员或非党进步人士与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桥梁。
1943年8月，在南方局青年组刘光的直接领导下，杜栖梧（杜子材）、杨育智（何燕凌）、金铿然、张增淮（宋铮）、张厉冰（康涛）、马杰民（马根荣）、张秉寰（张冰浣）7位共产党员组成“据点”核心组。在核心组的领导下，校内组织进步学生举办各种晚会和座谈会，出版《正言》《学生自治》《学生论坛报》等，还办了《夏坝风》《文学窗》等壁报，并和其他学校合作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中国学生导报》为四开四版的周报，经费、编排、发行全部由学生负责，总社设在复旦。导报社中，前后有10多位学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复旦校友陈以文、胡作霖、王朴、张永昌和杨奚勤烈士。
学生自治报（资料图）
复旦“据点”还组织各种进步学生团体，如十月同盟、系联、德社、菊社、十兄弟、民主青年同盟、复旦核心等组织。据统计，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复旦学生有120多人，团结了700多名同学，占复旦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1945年1月，南方局青年组给南方局的报告《目前工作的方向与半年工作计划》高度评价了复旦“据点”的经验。这份报告指出，学校“据点”以复旦大学为“最好、最典型”，复旦“据点”的经验是：“据点”的领导核心是自然形成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善于利用合法组织，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互相配合默契，注意对各个团体、各个人物的调查研究，建立广泛的情报网；反特务斗争方式多样，效果良好；工作有计划，内容丰富，经常总结，不断改进；该校共有2000人，“据点”联系了100多名进步同学，“可以执行党的决议”，而他们又影响和掌控了700多名同学，因此“在学校任何方面的活动有决定性的作用”，“使三青（团）在每一次的进攻中都遭受了惨败”。据这份报告，《新华日报》在复旦可销300多份、“秘密宣传品”可以发放120份。
自1938年至1946年的八年间，是复旦百廿年校史中物质上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学校茁壮成长的阶段。师生们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进一步充实了“复旦精神”。复旦的崛起始于北碚时期，意义非凡。
【“数”说历史】
*抗战时期复旦师生并未停学，坚持边抗战边办学。1937年春，私立复旦大学注册人数为1479人。1946年秋，国立复旦大学从北碚迁回上海江湾，注册人数已达3692人，是1937年的2.5倍。抗战前，复旦教师数量不足百人，且兼职教员占比较高。到1945年春季，仅渝校教员人数已达235人，其中专任教员216人。教员中教授117人，副教授27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学生就自发前往南京请愿，蒋介石被迫面见学生代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复旦学生就活跃在抗战一线。在当时的学生抗日义勇军中，有50余人是来自复旦大学学生军，他们被编入十九路军，跟随翁照垣旅长抗日，担任后勤、宣传、教育等工作，协助据守吴淞口至蕰藻浜一带防线，为抗战作出贡献。抗战期间，复旦学生参加各种军事工作的人数达720人，其中通译员476人，远征军59人，青年军135人，空军36人，海军14人。
*抗战期间牺牲的复旦烈士有5人，他们是梁添成（1913-1939）、华企哲（1914-1939）、黄君珏（1912-1942）、姚名达（1905-1942）、黄天（1908-1945）。
（作者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正规股票配资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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